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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做好重大疫情防控源头治理

目前,新皇冠肺炎的爆发和蔓延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影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它也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野生动物是病毒感染的源头。新皇冠肺炎等重大疫情的防控需要从源头抓起,禁止捕杀野生动物的讨论已成为社会热点。《检察日报》“观点与话题”邀请学术和实践专家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角度探讨如何依法防控疫情源头。

探索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唐教授

“探索和拓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之外的一种实践探索,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为应对新的冠状肺炎疫情,2020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疫情防控部署坚决做好检察机关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积极稳妥地探索和扩大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在疫情爆发后立即探索和扩大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这是公益诉讼等领域的一次实践探索,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检察机关需要提起公益诉讼来保护野生动物。

一个是充分履行监督职能的体现。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条的规定,破坏野生动物的行为是一种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以及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的行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通过提起公益诉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正是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

第二是加强保护野生动物的实际需要。目前,非法收购、运输和销售野生动物及其产品、非法狩猎、捕杀野生动物等现象依然严重。虽然有关国家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一直在加大控制力度,但仍被多次取缔。因此,我们必须拓宽野生动物保护的途径,通过公益诉讼加强保护,这既及时又势在必行。

第三个是需要赢得预防和控制流行病以及保护人民生命和健康的战斗。野生动物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促进经济和社会绿色发展的重要基础。人类大量捕杀野生动物和乱吃野生动物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而且野生动物体内存在的有害生物或物质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给人类,导致流行病。对此,检察机关应拿起公益诉讼的法律武器,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履行职责,为打赢防疫斗争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这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措施。就当前疫情防控而言,检察机关应针对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问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从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检察机关提起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检察机关提起的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有法律依据。虽然《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和《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没有将检察机关提起的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列入诉讼范围,但事实上,无论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还是食品药品安全,都与野生动物保护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本身密切相关

检察机关具有很大的专业优势。一方面,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诉讼权力的主体,比其他主体更具权威性。另一方面,近年来,检察机关开展了大量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检察公益诉讼专业人员,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司法技能,将更有针对性地提起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

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构想及立法和司法建议。

明确检察监督的原则。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在第一章“总则”中增加第八条,共三款。其中,第一款规定,检察院有权对野生动物保护进行法律监督。第二款规定:检察机关在执行职务时,发现野生动物保护监督管理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损害国家或者公众利益的,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第三款规定,任何个人或单位在执行职务时,如发现有违反本法、损害野生动物保护、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行为,检察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规定民事责任。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章“法律责任”,增加民事赔偿法律责任的规定。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仅从法律责任方面规定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缺乏民事责任追究。然而,追究民事责任往往比处罚行政责任更为严厉,使违法者付出更大的代价。确定民事责任的标准应基于对生态环境的损害,而不仅仅是野生动物的交易价值。此外,情节严重的,有必要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并规定在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中,有权提起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这样,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有机结合,加强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给出司法解释。在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之前,作为一项过渡性措施,建议检察机关扩大对“公益诉讼”以外领域的司法解释,尽快将野生动物保护纳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公益诉讼范围。明确刑事检察部门、民事检察部门、行政检察部门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职责和分工。“四大检察部门”要同时开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行政执法专项检察监督活动,推动野生动物保护机构规范行政执法活动,切实保护野生动物“生存权”及其生态环境,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健康和安全。

完善刑事司法协调管理制度

国家检察专家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曹健

当一般的说服、教育甚至行政处罚都不能起到警示野生动物爱好者的作用时,则应及时更换更严厉的处罚,否则就是刑法的社会缺位

在2020年的春节,流行病肆虐。就来源而言,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这与野生动物的销售和消费密切相关。然而,在一些地方吃野生动物是一种习俗。因此,在实践中,一些人认为用刑法来处理这一现象可能为时过早。然而,作者认为,如果有必要将某一特定个人或极少数物体入罪,食用野生动物可能传播病毒并危及人类,则应予以管制和严惩。当将军规劝时,edu

保护野生动物的行政法规是刑法中的既有法律,应根据当前和未来公共卫生防疫形势的需要进行修改。2018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受该法保护的野生动物限定为珍稀濒危陆生和水生野生动物以及具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如果普通野生动物不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自然就不会有禁止狩猎、运输、加工、销售和消费普通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规定。鉴于食用野生动物(陆生动物)的危险性越来越大,应及时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行政法规。首先,应在法律中明确界定野生动物的含义,改变目前对野生动物内涵和外延的不同理解。鉴于陆生野生动物传播病毒的高风险,陆生野生动物应纳入法律规范的范围。第二是延伸到一般野生动物(陆生)的法律管理和保护。在突出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同时,一般野生动物也将纳入保护范围。三是进一步严格规范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运输、销售和加工。第四,严禁非法食用野生动物(陆生)。不仅禁止食用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还禁止食用一些具有高病毒传播风险的普通野生动物。五是统一监管部门和执法力量。为改变目前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众多、集中统一管理、行政力量在林业、环境、农业、工商、检疫等部门有效整合的现状,可考虑设立专门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第六,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保留与刑法衔接的空间,确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协调。

现行刑法中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罪亟待扩大,以遏制相关的高风险行为。在现行刑法第六章第六节中,有一些与野生动物有关的犯罪,如非法狩猎、捕杀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等。保护对象仅限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被查处的犯罪行为也仅限于非法狩猎、杀人、非法收购、运输、销售等行为,不涉及生产、加工、饮食等行为。现有的野生动物相关犯罪也没有考虑到食用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其他具有高病毒传播风险的普通野生动物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虽然刑法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作出了规定,可以作为追究生产、加工相关野生动物食品刑事责任的依据,但此类食品犯罪的对象是普通大众食品, 从犯罪构成要件和证据要求来看,不符合生产、销售野生动物作为食品的行为特征,难以定罪和取证。 鉴于食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高风险,应及时修订刑法。建议以修正案的形式集中规定涉及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犯罪行为。一是将加工制作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供消费的行为界定为犯罪,并根据加工制作的时间、频率和数量、珍贵濒危动物的等级和销售额确定处罚。第二是将故意食用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定为犯罪。任何人故意食用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将被追究刑事责任。第三,非法狩猎、捕杀、非法收购、运输和销售某些高病毒传播风险的常见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以及加工和生产某些高病毒传播风险的常见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出售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做法已被多次禁止,并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甚至在一些地区成为一种公开现象,暴露了不守法和执法不严的问题。要建立科学高效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结合、行政监督与司法监督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借鉴当前司法改革的有效经验和做法,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执法、司法和监督治理体系的建设:一是统一行使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行政执法权,改变目前多头管理的局面,提高执法效能。第二是集中管辖涉及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例如,以上海跨行政区域的检察院和法院的管辖权为例,涉及野生动物的犯罪大多是跨地区的。涉及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可以集中由专门的检察院和法院管辖,以提高司法专业知识。在公安机关,可以认为食品药品案件调查部门负责调查野生动物案件。三是加强对非法野生动物“产业链”中存在的职务犯罪、监管渎职等职务犯罪的监管,督促相关部门切实承担监管责任,对职务犯罪承担法律责任。

尽快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进程

甘肃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环境科学协会环境法分会副会长

石玉成

只有通过立法、执法等方面加强对公众健康的法律保护,才能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要求

疫情是命令,预防和控制是责任。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整体稳定。在2020年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我们应该加强法治建设,加强公共卫生的法律保护。”新皇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暴露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法建设,从源头上防患于未然,刻不容缓。

新的皇冠肺炎流行最可能的原因是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售和消费野生动物。在今天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中,人们不再需要猎食野生动物作为食物。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追求“游戏”似乎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病态时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野生动物自身携带一种或多种病毒,这些病毒通常具有高度传染性和致病性。不幸的是,一些人已经多次超过了极限,最终引发病毒的潘多拉魔盒又被打开了。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整合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需要生态环境法治的有力保障。作为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最重要的立法,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9年3月开始实施,其间进行了4次修订或修正。该法实施后的频繁修改经验表明,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新皇冠肺炎的发生暴露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中存在的问题。首先,野生动物保护的范围不够广。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受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当地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具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人工繁育。除上述四类野生动物外,其他野生动物不受法律保护和监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动物不会导致疫情的蔓延。不难发现,这方面的立法缺乏系统性,无法从源头上预防流行病的发生。第二,野生动物保护法对狩猎和出售野生动物实行分类管理。除严格禁止猎捕、销售、收购和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外,在取得行政许可和符合检疫要求的前提下,允许猎捕、销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人工繁殖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由于立法没有严格禁止猎杀野生动物,这为野生动物病毒的传播和爆发留下了隐患。第三,野生动物保护法和传染病防治法之间缺乏一致性,例如,在禁止捕食某些家畜方面存在漏洞,这可能导致流行病的传播。

鉴于上述问题,我们应尽快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程序,重点修订和完善以下内容:首先,我们应在立法目的中明确规定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的内容,并通过相应条款予以实施。第二,应加强有关狩猎、销售和食用可能导致流行病传播的野生动物的法律法规。“其他可能引起疫病传播的野生动物”应纳入监管范围。应规定“可能导致流行病传播的野生动物名单”。应制定、调整和公布程序。应制定严格的规定,禁止狩猎、出售和食用野生动物。同时,应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第三,应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现有的野生动物分类和保护制度。完全禁止捕捉、出售和禁食的原则应作为原则。对于特殊情况下的狩猎范围和范围,应规定更严格的审批程序、检疫制度和监管制度,防止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从源头进入市场,消除潜在的病毒传播渠道。第四,实现相关立法的趋同,对某些可能导致流行病传播的家畜制定严格的禁食规定。第五,扩大公益诉讼的范围,将导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纳入公益诉讼,追究损害公益的责任。

此外,从实践来看,在野生动物保护和执法方法上仍存在突出问题。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一些市场上交易的“游戏”清单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这些动物显然是现行法律严格禁止的。一些野生动物属于“三有”,需要严格的检查和检疫程序。等等。如果有监督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督和执法,为什么非法买卖和消费受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变得明目张胆和招摇?暴力行为不足以实现自决。疫情的爆发为野生动物保护和执法敲响了警钟。

在完善相关立法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执法力度,打击非法贸易,切断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产业链,消除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黑市。同时,要建立野生动物保护执法与司法的有效联动机制。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发现野生动物保护案件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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